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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62年元旦过后，我幼儿园毕业走出总统府，回到大行g0ng扬公井民国小楼的家。父亲接到调令，去徐州矿务局任职，矿务局当时属于江苏省政府和国家煤炭工业部双重领导，是省厅局级的企业单位。那时企业都是国营的，都有着行政级别。

    跟随父母亲来到了徐州时，我看惯了江南的绿sE，很不习惯北方的hsE。我小小的年纪，心中总是有一丝忧伤，怀念南京总统府的幼儿园和杨公井的家。只有看到当年徐州西关大红门的红柱子，我仿佛是看到了总统府前廊的红柱子，会让我倍感亲切，心情好一些。那时，徐州南关有一处交际处，是政府贵宾招待所，有很短一段廊道，依稀有点江南建筑风格，是我向往的地方。

    到徐州后不久，母亲陪我上了徐州矿务局职工子弟小学，我表现出极大的学习热情，一直是三好学生。徐州矿务局局长宿舍楼，是一个三层的小公寓楼，每个家庭单元宽敞舒适，离小学校也很近。文革之前，也是我小学四年级以前，母亲要求规律生活，因而我对晚上在外面疯玩的小孩子，充满了向往。每当听到他们喊叫的嘻戏声，母亲就会对我说，他们是野孩子，不能跟他们玩。母亲以此打消我出去参与的念头，养成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。

    那个时候，煤矿机械落后又陈旧等等原因，矿山经常发生伤亡事故。那个时候规定，Si了三个以上的人，要立即报告局长。儿时的我，经常被家里电话铃声半夜响起惊醒，目睹父亲立即起身，一边穿衣服一边听值班人员的电话汇报，了解事故的详细情况。母亲也会迅速起床，准备好父亲出差的装备。然后父亲就快步出门，坐上已经等候在家门口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，带着他那把JiNg巧的矿井安全检测锤，奔赴事故现场。

    之后几天，父亲都不回家，在一线事故现场指挥抢救。完成了各项紧急救援工作后，父亲又要住进徐州东关火车站旁的徐州饭店，接待Si难者家属，进行善后处理安排。那时，遇难矿工的家属，来自各地的农村。父亲耐心接待并安抚，对遇难者一家老老小小家属，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。这些事务X工作，父亲从不推给副局长做，都是亲力亲为。

    那时，每当父亲听到遇难者家属撕心裂肺哭喊，都会痛心疾首。父亲也是农民的儿子，知道事故对每个大家庭的伤害，每个遇难者都是家庭的顶梁柱，支撑着一个大家庭的经济负担。父亲平时对安全生产管理极为严厉，因此得罪过不少大大小小g部。有一次父亲cH0U查煤矿安全，发现有个姓袁的工区长，在井下喝酒后憨睡，父亲因愤怒失态，上前将他踢醒痛骂。袁记恨在心，几十年后他到了南京，对此进行了疯狂的报复。

    国家建设急需大量的煤炭，每次矿山发生了大事故，不但会有人员伤亡，而且会造成停工停产。父亲每次事故之后，会深入分析事故成因，努力探索解决办法，以做到防患于未然。因此父亲深谙煤矿机械化的重要X，谦虚地向手下工程师们请教学问，努力钻研煤矿机械知识，久而久之，算得上个煤矿机械化专家了。那时父亲对矿工生命无b珍惜，对国家财产巨大责任，对知识不懈追求，这些深深地影响了我；以至于我长大rEn后，不惜代价反对贪官W吏践踏国家财产。

    那个时代的官员，是经过战争的，尽管每个官员，都有一个以上的靠山，但是还是要求资历和能力的。在战争期间，大家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，参加了，大多数是实g的。战争时期，战友间默契，打仗不能怂，因为一个点被击溃就会Si一片。在省政府里，父亲和彭冲等人的关系，承袭了军队时期的关系。

    父亲刚到徐州矿务局任职，接到通知，国家煤炭工业部张部长要来视察。那天，张霖之部长到达后，父亲一眼就认出了新四军的老旅长。这个时候，好多年没有见过面了，张霖之部长有那么多老部下，没有认出父亲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父亲陪同张霖之部长一行人，戴着矿工帽，下到百米多深的煤矿矿井。在采煤工作面，父亲对采煤的机